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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秦论 第三节 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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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,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。
   
 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,既无修史遗存,亦无原典史料现世。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,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,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,悉数付之罪恶火焰。从此,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、物证与人证,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。就实说,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,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: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;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;其三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“甄别”的史实;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。当然,若天意终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,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,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在此之前,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。
   
  然则,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。
   
  历史,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
   
 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,大体是四个层面: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;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;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;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。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,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。
   
  从此四方面说,自西汉之后,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,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,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。也就是说,两千余年来,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,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:一方面,在建政原则上,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,并全力维护;另一方面,在理念认定上,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,极力攻讦。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。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,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,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,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。唯有我们,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,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。此等咄咄怪事,发生于我们这个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,岂非不可思议哉!
   
 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,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。后来者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,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。于是,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,一面小心地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。终于,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,开始探究起来,渐渐争论起来,又渐渐吵成了一团,终于将耕耘者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,无休止地吵吵起来。有人说,这片土地邪恶,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,与群殴无关。有人说,农夫愚蠢不知歇息,才有突然死亡。有人说,农夫耕耘有误,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。有人说,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。有人说,农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该。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,人们终于一致认定:这是一个坏农夫,原本该死,不需争论。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:“农夫坏,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?”人们惊愕良久,又齐声回答:“土地是我们的了,自然不坏!”于是人们力乏,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坏农夫,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,骂得一声了事。偶有同情者,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,立即便会招来人众侧目千夫所指……
   
  一则古老的寓言,一幅历史的大相。
   
  大伪欺史,文明何堪?
   
  东汉伊始,“暴秦”说终于成为官方正式立场。
   
  西汉末期,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,对夏商周三代的“王制”文明一时滋生出一种向往思潮。在这一思潮的弥漫中,一股信奉儒家文明价值观的社会势力崛起了。在追谥孔子为“褒成宣尼公”的同时,这股势力力图重新复辟周制,再现那个“宪章文武,礼治王化”的远古田园诗时代。这便是号为“新始”的王莽集团,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面复辟周制的荒诞时期。历史的演进是残酷的:王莽集团竭尽全力改制复古,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道昌盛,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乱大动荡,华夏大地再次沦入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,西汉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,悉数付之东流!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,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。
   
  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。随后立定根基的东汉政权,不再做任何复古梦,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,在实际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,断然摒弃了复古道路。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,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,既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,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巨大的震慑。此后的中国历史上,尝试复辟“三代王制”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出现,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,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。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: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,在实际中永远地奉行不悖了。
   
  历史的荒诞,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。
   
 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,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,更为高调地颂扬三代王制,从而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弦外之音: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,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水准而已。再次确立这种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,是“暴秦”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根基所在。
   
  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与《汉书·刑法志》,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(制)的总体看法。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体制的文献中,完全可以看出“暴秦”说的新面目。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进程的总体评判是: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“王制”文明,是最高的理想社会状态;自春秋战国至秦帝国,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;西汉之世,始入承平昌盛。基于此等价值标准,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: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“王制”的田园诗画面,紧接着语气一转,便开始严厉指控春秋战国秦的种种不堪与暴虐,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。
   
  唯其具有代表意义,我将其对春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:
   
  《汉书·食货志》云:
   
  周室既衰,暴君污吏慢其经界,徭役横作,政令不信,上下相诈,公田不治……《春秋》讥焉!于是上贪民怨,灾害生而祸乱作。陵夷至于战国,贵诈力而贱仁谊,先富有而后礼让……及秦孝公用商君,坏井田,开阡陌,急耕战之赏,虽非古道,犹以务本之故,倾邻国而雄诸侯。然王制遂灭,僭差亡度。庶人之富者累巨万,而贫者食糟糠;有国强者兼州域,而弱者丧社稷。至于始皇,遂并天下,内兴功作,外攘夷狄,收泰半之赋,发闾左之戍。男子力耕不足粮饷,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,犹未足以澹其欲也。海内愁怨,遂用溃畔。
   
  《汉书·刑法志》云:
   
  春秋之时,王道浸坏,教化不行……陵夷至于战国,韩任申子,秦用商鞅,连相坐之法,造三夷之诛,增加肉刑、大辟,有凿颠、抽胁、镬烹之刑。至于秦始皇,兼吞战国,遂毁先王之法,灭礼谊之官,专任刑罚,躬操文墨,昼断狱,夜理书,自程决事,日县石之一。而奸邪并生,赭衣塞路,囹圄成市,天下愁怨,溃而叛之。
   
  东汉官方认定“暴秦说”之外,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,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。但是,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,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,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。诸如东汉之桓谭、王充,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,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。
   
  东汉之后,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。三国时代的剧烈竟争,颇有小战国气象。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,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,有了新的可能。由于《三国志》乃晋人陈寿撰写,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《志》专类,是故,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。然则,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,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,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。这种评判,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。曹操被《三国志》评曰:“太祖运筹演谋,鞭挞宇内,揽申、商之法术,该韩、白之奇策……超世之杰矣!”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,其《置屯田令》云:“夫定国之术,在于强兵足食。秦人以急农兼天下,孝武以屯田定西域,此先代之良式也!”在三国大政治家中,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: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。诸葛亮《答法正书》云:“……秦以无道,政苛民怨,匹夫大呼,天下土崩。”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。
   
  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,华夏大地纷争频仍,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占据北中国,政权不断更迭,相互攻伐不断。当此之时,中国关于文明史演进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,玄妙清谈弥漫一时。无论是官府作为,还是官学私学,对历史文明的总体探讨及其理论总结,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沦时代,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进探讨的历史视野,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辨“玄学”。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,偶然也迸发出些许文明史探究的火花。葛洪的《抱朴子·外篇·用刑》,便对秦亡原因做了探讨,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,“秦其所以亡,岂由严刑?秦以严得之,非以严失之也!”其余,如做过廷尉的刘颂、做过明法掾(解释法令的官员)的张斐,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进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。当然,这些声音远非主流,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。
   
  进入隋代,对文明演进史的探讨又是一变。
   
  隋虽短促,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,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。从实际制度框架说,隋继承了秦制无疑。然则,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年之遥,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乱,隋对文明演进的审视,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进为主,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,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。虽然如此,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出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。隋文帝杨坚注重实务,临死之遗诏开首便是:“嗟乎!自昔晋室播迁,天下丧乱,四海不一,以至周齐,战争相寻,年将三百。”遗诏最后云:“自古哲王,因人作法,前帝后帝,沿革随时。律令格式,或有不便于事者,宜依前敕修改,务当政要。”显然,隋对秦文明所体现的变法精神尚是肯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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